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琴心 | 我和爸爸

文/李安岗 第 199 期

清晨站在长春爸爸家的院子里,空气里飘散着在墙头栅栏上开满的金银花淡淡的芳香。花池里的芍药已经开过,嫣红的石榴花刚刚绽放花蕾,百合正积蓄着展示自己芳颜的力量,妈妈按照老习惯栽下的三簇丝瓜,正伸出细长的须蔓,寻找已经插好的竹竿,准备向上攀爬。小院里的一切都还是那样生机勃勃。早起的太阳把脸晒得有些发烫,天蓝的像刚刚用水洗过的一样。我眯起眼睛看着那金色的圆球,突然感觉似乎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,一双手在抚摸我的头发和脸颊,那么熟悉,那么亲切。


我知道今天是父亲节,女儿在遥远的深圳打来电话。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向爸爸表示儿子的祝愿,我只好打开电脑,把记忆最深的爸爸写出来。其实我很久就有写一点什么的愿望,献给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的爸爸,可是又不知道从哪里写起。但记忆的闸门一旦开启,好多往事就像流水一样涌现在眼前。


【严肃的爸爸】

记得最早同爸爸在一起的事情,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四、五岁的一件事。当时我们住在长春市公安局后面,原来伪满洲国新京市警察厅厅长的官邸。那天早上爸爸匆匆地回来,又匆匆地要走,我就跟在他后边当尾巴,奇怪的是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赶我回家。到了公安局后院,往常熟悉的大院里一片狼藉,原来的一排红房子屋顶没有了、墙壁倒了,空气里弥漫着鞭炮的味道,地上到处是碎砖头,还有我经常玩的子弹壳,我想去捡,却被爸爸的警卫叔叔拉到一边。我好奇怪,平常和我玩的叔叔阿姨,个个都是不笑也不讲话,还有几个叔叔牵着大狼狗在冒着烟的破房子里找来找去。我只好怯怯地拉着爸爸的衣襟,看着几个熟悉的叔叔跑来向爸爸讲什么爆炸,爸爸听完后又讲了些什么,那些叔叔就又跑开去忙。 


到现在,我只记得那残墙断壁、刺鼻的火药味,爸爸和叔叔们严肃的表情,和那条大狼狗红红长长的舌头。很久以后我才明白,那是一次由于管理不当、造成的弹药仓库爆炸事故的现场。这好像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爸爸在紧张工作时的形象,那时我觉得他穿着警服好高大、好严肃、又好威风。以后,我或因公因私到他任各种职务的办公室,但再没有看过那样的形象,也再没有那种感觉了。


又过了一段时间,究竟是多久我就记不清楚了,应该是我上小学前。爸爸要带我到外边吃饭,那时候到饭店吃饭可是一件大事,我高兴得不得了。依稀是坐有轨电车去的,到了哪一站我是不知道的,我长大后根据记忆仔细回想,好像是永春路新民胡同一带。下车又走一段路,饭店是一个旧时普通房子,看得见木头柱子和房顶的木架,桌子和椅子都是粗笨的木头。虽然是中午,但里面没有点灯,有点黑糊糊的感觉。爸爸跟那个跑堂的讲了些什么,一会那个肩上搭着毛巾的跑堂就端来两碗汤和一盘炒饼,汤的味道已经记不得了,可炒饼的味道确是我至今难忘,我自己后来做过无数次,可都没有那回好吃。在我的记忆里,这好像是仅有的一次,我们父子两个人到饭店吃饭。不知道姐姐和弟弟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?也许这就是我当长子的一次特殊的待遇吧?


【枪的故事 】

人不断长大,喜欢的东西也会不断变化。但对我来说,对枪的喜爱好像一直没变,大学毕业以后去当警察,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枪。记得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同他侄子谈话时讲,年轻人要学会三件事:打枪、骑马、游泳。骑马是我下乡当知青时学会的,游泳是在初一时学会的。可玩枪,在我十岁前就是平常事。警卫员叔叔德国的驳壳枪、苏式的五一式手枪、公安局警卫排的苏氏冲锋枪、老式步枪,我都玩过。当然那是没有实弹的空枪,更谈不上射击了。这些枪玩过后,我就觉得不过瘾,因为我一直觊觎的是爸爸的手枪。爸爸在公安局工作有枪,那是必然的,后来调到市人委(现市政府),那时的枪支管理和现在不同,社会环境也不同,一定岗位和一定级别的干部才可以配枪。


爸爸有两支手枪,一支是左轮手枪,一支是银白色的小手枪。他很喜欢这两支枪,经常要拿出来擦拭一下,我遇到这样的好机会就会在旁边看,并且把老爸的多次教导再积极声明一遍:我只看不动。爸爸都是看我一眼,把子弹卸下收好。于是,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趴在桌子上看爸爸擦枪。时间长了我就会问这问那,看明白擦枪的程序后,我就帮忙递个油壶,递个擦枪布通条啥的,再进一步就是伸手摸摸这个摸摸那个了。这时如果爸爸心情不好,就是挨一顿屁股板。如果他心情好,我就可以得寸进尺帮他擦一些零件了。虽然我擦过的,他都要再擦一遍。因为我擦不是没有擦好就是油太多,他一边看我擦一边骂我:“你糊弄洋鬼子哪?”他当然知道我擦枪的目的是玩枪,根本就没有心思好好干活。


就擦枪而言,左轮枪是比较好擦的,需要拆卸的零件很少,但是枪比较大,又有些重,当时我手小握住枪柄,手指就有些够不到扳机,加上扣动扳机的需要力气也比较大,所以我就不太喜欢玩。而那支银色小手枪才是我的最爱。论大小比现在警察用的64式还小、轻,口径应该在6毫米以下,弹夹容量5发,有效射程不会大于20米。当然这些数据都是我根据现在的回忆总结的,可能不准确。但它的小巧精致,完全会征服我们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天天拿着木头枪,和一帮秃小子小屁孩冲锋陷阵的男孩子。每次擦完枪,我总想让爸爸把枪给我玩一会儿,这时最好的时机来了,爸爸偶尔会教我瞄准打两下空枪,然后他会带上一支,把另一支放回保险柜。现在想起来,这些事情是完全可以在同学、朋友间大吹特吹,获得一份骄傲和崇拜,可我却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讲过。是不是爸爸向我讲过保密之类的要求?不记得了。


在初中二年级的那个春天,爸爸的单位组织到净月潭野游。(用现在的话叫春游或郊游吧?)那时,每个单位在春天的某个星期天都会组织一次类似的活动,吃的不过是汽水、面包、香肠之类,玩的也就是爬山、找宝、击鼓传花、唱歌等等。但这次同爸爸去就与往常不同,原因是有了一个过去没有的项目——射击。当时军队开展大练兵活动,地方也学习解放军,所以组织者就搞了这项活动。枪不是军用的,而是运动用的小口径手枪。地点在一个僻静的水湾旁,目标是水面漂浮的一块木头。我们几个半大男孩跟在大人们身后面,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过枪,隐隐听着清脆的枪声,大家一起咽唾沫。他们打完后,我们就跑去捡弹壳。那时组织者好像是机关保卫处的严叔叔,和爸爸他们几个大人商量了一下,大发慈悲得同意“奖赏”我们几个大一点的,每人三发子弹。那是我第一次打实弹,心里又高兴又紧张害怕,别人打得如何是一点也不知道,但记得举枪瞄准时,我好像很平静。打出的三发两发中靶,一发在木板前一点。大家都很惊讶,一个瘦弱的“小眼镜”打枪还不错。爸爸也惊喜地看着我,奖给我一根香肠。我心里却想:你要知道我是怎么玩你的枪,大概我的屁股就又要挨上几巴掌吧?


我从来没有把枪支带出房间以外,爸爸好像也没有发现过我的“违法”行为。文革开始后,各部门要求上缴枪支统一保管,爸爸就把枪交出去了。文革结束后,他到市委工作,上级又发了一支64式手枪。爸爸把他的64给我看过,我也帮他擦拭过,不过没有擦那支银色的小枪那么激动的感觉了,就是公事公办的心情。1985年,公安局要求收缴各级领导的配枪,爸爸还挺激动不愿意交。我理解他的心情,一个同敌特打了半辈子交道、与枪有着生死感情的人都知道这一天,就是自己永远与事业上的“爱人”生死离别、永不相见了。我也是到了自己要交出配枪,默默地留下泪水的时候,才真正理解了爸爸那时的心情。


【爸爸的深情】

现在想起来有点奇怪,爸爸和我好像有一种心灵感应。好几次我身体有病有伤、或精神低迷不振时,爸爸总能在很远的地方感觉到,及时给我抚慰或支持。在那些没有长途电话,写一封信来回要十几天的年代,我只能用心灵感应、心心相通来解释这些现象。


1968年9月末,我同四个同学下乡插队当了知青。因为受家里长辈“政治问题”的影响,下乡一年多以后,我不能参军、不能入党、不能……有的时候还要被军代表或公社革委会的头头教导一番:要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好好改造思想,一句话就是好好干活。心中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,有一点小小的才能也得不到施展,看不到前途和希望,听不到家人的声音、朋友的劝慰:那时的心情可以用万念皆灰来形容。努力干活一身疲乏,拿起碗来吃个饱,躺在炕上睡得香,似乎就会忘掉一切。因为生产队里没有电,也没有机械化设备,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生活的常态。我当时甚至有了随遇而安,既来之则安之,在此终老的想法。


1969年初冬的一天傍晚,我在场院干活,突然看到一个人来找我,我仔细一看,原来是我小时候很熟悉的李叔叔,他原来是爸爸在公安局工作时的警卫员,后来到宽城分局工作,算起来有十来年没有见到他了,当天晚上,他告诉我:“你爸可能很快就要被隔离审查了。我前几天见到他,他说你的处境不太好,叫我来看看你,要你注意自己的言行,千万不要意气用事,一切都会搞明白的。”我很奇怪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处境不太好,当时我们父子已经一年多没有见面了,而且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,我写信给妈妈弟弟也没有讲过我的处境状况。第二天我向生产队长请假后,就同李叔叔一起回长春了。到家后才知道,爸爸已经隔离审查了,具体的关押地点谁也不知道,知道的也不告诉。妈妈很担心姐姐、弟弟。表哥、表姐都下乡插队了,家里就剩下二姨和上小学的小弟弟和表妹。妈妈只好到处打听。终于有个爸爸的同事悄悄告诉我,爸爸关在公主岭的西大营,我就带着妈妈准备好的衣服药品旱烟,坐火车去探视,结果人家不让见。我受了一番要划清界限、好好改造的教育后,回到长春。爸爸后来告诉我,他当天就收到我送去的东西了,看到我留的字条,知道我来看他心里很高兴,那天还多吃了半碗饭哪。


1971年5月,我在“8.3工程”工地施工时,腰部被撞了一下,几天后还有些痛。领导叫我到长春的大医院看一下,顺便到队里办些事。回到家里,爸爸也正好在家,他看到我回来是又惊又喜,说:“我刚要叫安山去看看你那,你就回来了。”我挺奇怪:“看我干什么?”爸爸并不回答我的疑问反问我:“你是不是腿受伤了?”说着就要看我的腿。我向上拉了拉裤脚叫他看,又跳了跳,心里却越发奇怪。爸爸看我没有什么毛病,就给我解释说,他前几天做了个梦,梦到我叫车撞到了腿,醒了后很着急,又没有电话,写信又太慢,就想打个长途电话叫在前郭旗插队的弟弟去看我。我细问了一下,发现他做梦的那天是我被撞的第二天,我没有把被撞的事告诉他,就用做梦是反的,我挺好的,没有啥事。看看到爸爸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,我就讲工地施工的事情,把这件事岔过去了。


我到深圳工作以后,与爸爸就是经常电话、书信联系了。当每次回家探亲他总是问我的身体情况,有一次我右胳膊上生了个小肉瘤,医生就给我割了下去。几天就长好了,但留下一个浅浅的黄豆大小疤痕。几个月后我回到长春,同他聊天讲工作啊、深圳的事情呀。他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,停下谈话拉过我的右手叫我把衬衣的袖子挽上去,看到那个小疤痕说你是不是执行任务受伤了。我连忙解释不是受伤,是长了个东西切除了,他看了一会说没有事就好。原来他几个月前就感觉到我胳膊有毛病了,时间一长有点忘记了,刚才想起来就看看。


2007年,我喉咙长了个瘤在深圳做手术,事先没有告诉他。怕他惦记,就在手术前一天的晚上,给他打了电话聊了一会。两个星期后,老婆打电话给妈妈报个平安。爸爸听见妈妈打电话就问:是不是安岗的电话,妈妈说是洪润的,爸爸又说安岗是不是生病了?妈妈说:是生病了现在已经好了。爸爸说:那他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,是不是人不在了。妈妈一看,爸爸想多了,就叫我亲自给爸爸打电话,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恢复好,讲话还有一点费力。我嘶哑的声音叫了一声:爸爸。他就说不要讲话了,好好休息。就把电话撂了。后来妈妈告诉我,那次我手术后几天,爸爸就有些心神不宁的,接到我的电话后就吃饭睡觉很正常了。


有了这几次经历,我就怀疑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人体感应之类的现象了,可是爸爸同其他的孩子之间就很少有这种现象。神奇的想象往往难以解释,我就是相信,这是爸爸对我的爱,是一种连接在父子之间的深情,是一种割不断、扭不开的心灵联系。我爱我的爸爸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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