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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栏 | 从离婚买房谈公共政策

文/欧阳晨雨(第四军医大学) 第 199 期

随着房地产调控传闻的不断涌现,上海、深圳等地掀起一股“离婚买房潮”,民政局离婚登记处突然被大量前来办理离婚的市民挤爆。据有关报道,从早上7点多,人群就开始排队办理离婚手续,很多人看上去表情轻松有说有笑。为了应对突然出现的离婚潮,当地有的民政部门登记处不得不采取“限号”等临时性关闭措施。


更多举措在密集出台。10月4日晚间,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规划国土委等单位《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,新出台的政策是在“3.25新政”基础上的再度收紧,在限购政策中特别追加“本市户籍成年单身人士(含离异)在本市限购1套住房”规定,业内人士称这是在堵死此前限购的漏洞,为买房假离婚没用了。


从传统社会道德观的角度看,婚姻是极其神圣的,因为利益就放弃婚姻,是对婚姻观的亵渎。纵然是婚姻双方的感情没有破裂,而是为了买房的目的而离婚,并未实质性放弃婚姻,这种“假离婚”行为,也是对家庭婚姻伦理观的巨大冲击。故而,坊间不乏批评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,谴责国人奉行实用主义、功利至上的声音。


然而,仅以“假离婚”买房作为道德批判的依据,而不以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作为背景,也有揪辫子、扣帽子、打棍子之嫌。古人云,有恒产者有恒心。当国家经济形势趋紧,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,面对不断紧缩的调控政策,连续缩水的手中资产,民众被迫通过“假离婚”规避政策买房,并不失为市场经济条件之下,一种保值投资的理性选择。


事实上,这种看似诡异的“离婚买房潮”也并非首度出现,早在2013年3月,随着当时“国五条”限购政策的出台,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城市,都出现了离婚登记人数突然成倍增长的现象。如果说,“买客”做法情有可原,那么,追溯这项社会公共政策的出台,又有无臧否之处呢?天地万物间,人是最宝贵的,大凡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,首先须具备“人本性”,就是要“以人为本”。事例反复证明,单纯追求GDP数据的增长,或者是其他便于衡量的政绩指标,付出的往往是人本代价。具体到上海一域的房屋限购政策,能让民众不惜以离婚作为代价,作出人性方面的牺牲,显然,该政策应有的人本性有所削弱。


其次,公共政策应具备的,就是谦抑性。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,都带有一定的普世性,但这种权力的适用,并不能想当然地侵入公民的私权领域。西方法谚云,贫民的破草房,风能进,雨能进,国王不能进。当一项社会公共政策的出台,最大限度地压抑了民众权益,随之带来的,必然是政策效力的渐蚀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政府“守夜人”角色应是常态。然而,近年来,从房屋购买到车牌申领,一些地方“夜半鸡叫”式的政策出台,凸显了权力的“威力”,在没有穷极其他经济杠杆手段的情形下,令民众连夜排队、突击抢购成为常态,让老百姓的神经如弓弦紧绷,无疑是政策边界的不合理延宕。


公共政策还应具有完备性。在现代国家,奉行凯恩斯主义,让国家权力干预国民经济等领域,也并非不可以,但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,都应当是基于深思熟虑才能郑重作出,决不能拍脑袋决策,以至之后出现“朝令夕改”等毛病。至于房屋限购政策出台,民众在政策的框架范围内,亦具有自由选择的空间,也就是说,只要政策和规则不反对,即便是祭出“离婚买房”等怪招,也是合法合规的。一旦政策出现了“真空”或“娄子”,反怪罪民众“削尖脑袋”,就是乱打了板子。


在社会现象的背后,闪动着公共政策的身影;在公共政策的背后,隐藏着权力的身影。消除“假离婚买房”尴尬,更应将检讨目光投向公众政策,以及其背后的公权力。作为政策出台者,面对过热的房市和刚性的民众需求,确应适时伸出宏观调控之手,却不能把治域作为“试验田”,率性而为、逾法而为。坚持以民为本、依法行政、完备政策,屡屡高烧起来的“离婚买房”方能降温退潮,民众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维护。